探讨中国高血压防治策略
杨天伦教授：中国高血压联盟及心血管病学分会高血压学组等注重高血压防治，开展了很多相关工作，让高血压防治走向社区、走向基层和农村，向群众普及如何识别和预防高血压。这些策略对中国高血压控制非常有用。
Peter M. Nilsson教授：我也是世界高血压联盟（WHL）委员会成员，WHL非常关注公众健康。鉴于中国人群卒中风险非常高，中国需在城市及农村开展高血压防治相关活动及宣传，并告知高血压患者重视血压测量。
高血压患者心率控制的重要性
杨天伦教授：就高血压治疗而言，我们不仅要控制患者的临床表现，还要告知其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另外，医生需注意患者是否合并其他疾病。若高血压患者可实现理想的血压控制，生活质量和寿命无异于常人，则高血压是可“治愈”的。
Peter M. Nilsson教授：我赞同杨教授的观点，高血压是可控的。心率是一个风险预测标志物，与高血压患者预后密切相关；且心率问题常与高血压并存，并对心脏产生不良影响。心率也可能是患者生活方式不健康的标志物。因此，对心率存在问题的患者，应首先考虑建议其改变生活方式。当然，有时需药物治疗。我的同事曾探讨控制心率药物对心脏疾病的影响，如β受体阻滞剂治疗心力衰竭有很多循证依据。
评价欧美高血压指南对于β受体阻滞剂推荐的不同
Peter M. Nilsson教授：欧洲指南与美国和英国的指南推荐均有所不同。既往人们开展了很多β受体阻滞剂相关试验，已证实这是一类具有异质性的药物，有些老的β受体阻滞剂类药物可能效果欠佳。例如，阿替洛尔未被证实能预防卒中。因此，我不推荐应用某些老的β受体阻滞剂，现在已有很多新的β受体阻滞剂类药物。ESH认为，联合治疗非常重要。就联合治疗而言，冠状动脉疾病、偏头痛及心动过速均是选择β受体阻滞剂与小剂量噻嗪类利尿剂或钙通道阻滞剂联用的强适应证。目前，有关β受体阻滞剂应用的观点已更趋向平衡与合理化。
杨天伦教授：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并不赞同JNC 8的某些推荐。欧洲指南与中国高血压指南相似，均将β受体阻滞剂作为高血压治疗一线用药，因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存在较高的交感神经活性。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考虑患者具体情况，尤其伴心脏病的老年患者。β受体阻滞剂是用于亚洲高血压患者非常重要的一类药物。高血压治疗时应考虑联合治疗方案。
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优势及其用于中国患者的疗效
杨天伦教授：在中国，我们仍在使用β受体阻滞剂如比索洛尔及美托洛尔缓释片（SR），欧洲也在使用某些β受体阻滞剂。但与欧洲人群相比，长效β受体阻滞剂如比索洛尔及美托洛尔SR对亚洲人群可能更有效。我开展的研究发现，心率大于70次/分的患者，应用β受体阻滞剂非常有效。
分析β受体阻滞剂除降压外的获益
Peter M. Nilsson教授：现在有很多降压药可供选择，且除降压外，它们可能还可带来其他获益。例如，β受体阻滞剂还可控制心动过速，能为合并心动过速的高血压患者带来更多获益。但现代高血压治疗模式不是追求单药治疗，而倾向于联合治疗。β受体阻滞剂可非常有效地与其他药物联合治疗。正因有多种降压药可供选择，我们才能针对合适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
杨天伦教授：这是我们治疗高血压患者时应遵守的原则。
β1受体高选择性的重要意义
Peter M. Nilsson教授：我们应使用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有些较新的β受体阻滞剂也具有血管舒张作用。目前有强力证据支持选用较新的β受体阻滞剂，而不选择老的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如前所述，老的β受体阻滞剂如阿替洛尔的卒中预防效果可能欠佳。
杨天伦教授：大多数医生应选用高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目前，老年人越来越多，且其常合并其他疾病如心脏病、哮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此时应如何选择β受体阻滞剂？我们需选择疗效确切且不良反应小的β受体阻滞剂，我倾向于选用高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如比索洛尔。
CREATIVE研究设计初衷及重要发现
杨天伦教授：CREATIVE研究是在中国7家医院开展的，旨在轻中度高血压患者中比较比索洛尔与美托洛尔SR的长效性，观察使用这两种药物治疗12周最后4小时的平均动态心率和血压的控制情况。从结果来看，美托洛尔SR与比索洛尔在给药最后4小时均能降低心率及血压。与美托洛尔SR相比，常规剂量的比索洛尔降低心率作用更显著，体现出其更优的交感神经活性控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