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目前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而心血管康复的概念对于大多数临床医生较为模糊，两者有何区别与联系？
胡大一教授：心血管康复和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我觉得最大的创新是新世纪以来，康复预防是一个平台，作为一个整体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早期的心脏康复起源于运动，心肌梗死患者不要长期卧床，及早下床活动，开展一些运动康复，现代的康复概念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关爱和服务。第一，包括指导患者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戒烟、饮食运动、睡眠的管理；第二，就是双心服务，对于一些冠心病置入支架以及心肌梗死患者，怎么做好精神心理方面的焦虑、抑郁的评估，用于指导治疗；第三，个体化调整循证药物，剂量达标，危险因素控制达标，而且特别是通过随访，甚至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醒患者坚持服药。现在很多患者可能回去看到化验单达标了，药减停了，再者，很多老百姓有个误解，认为他汀是肝毒药，服用倍他乐克后心率降到65，觉得心率慢了就把药减停了，患者有了这样的疑问但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为他服务，也没有一个主动的提醒；第四，要进行生活质量的评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如心肌梗死患者置入支架或搭桥后，甚至心衰患者治疗稳定后，他能不能旅游能不能坐飞机，他的生活能否恢复，是否应该注意药物禁忌使用，这些重要提醒服务都不存在；第四，回归社会，回归工作，这个是现代康复的概念，它不是单纯的运动，它涵盖了二级预防，包括生活方式改变、合理用药，也包括了心理、生活质量的康复，所以从现代的心脏康复二级预防概念才能理解医学的目的和价值，是关爱服务，通过管理来体现关爱，真正来实现关爱，实际上是新的社会生物心理医学模式的体现，落地的平台，目前大家对心脏康复的理解还不到位，大家片面理解成运动，或者片面理解成药物，这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国际循环》：目前中国心血管治疗领域存在治疗不规范的问题，应如何进行规范管理以提高整体治疗水平？
胡大一教授：现在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医学的理解是一种冰冷的医学，大家更多的理解是生物技术、影像技术，支架、手术、搭桥、起搏器、除颤器、心脏移植，大家不是非常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好像这种技术才能体现自己的水平，而且也使医院科室更快的获得一些毛收入的提升、增加，而我觉得医学的关键是science of care，是医学关爱的科学，需要通过服务来体现患者关爱，无论是健康和得病的患者都需要系统的服务和管理，首先是医学模式。再者正因为现在对于生物技术的崇拜、迷信，加上目前整个医疗事业管理水平的低下，付费机制的不正确，按项目、按手术量、按开药的数目在付费，住院多少天就付多少钱，置入多少支架就付多少费，这样的结果是我们现在过度医疗，在这种模式下，生物技术的崇拜和趋利性的付费模式，必然是一种很荒谬的医疗体系。大量稳定的冠心病患者，至少有一半完全不需要置入支架，用药物就足够的，大家给他置入3个、5个、8个支架，似乎现在大家只要CT发现一个病变，狭窄到什么程度，无论这个东西在左主干还是在末梢血管，甚至到底这个胸闷胸疼与这个有没有关系都不分析，就盲目地置入支架，而真正急性心肌梗死置入支架的时间太晚、太慢，只有1/4的心肌梗死患者真正接受治疗，时间还非常长。现在以色列和很多欧洲国家整个在心肌梗死救治上移除了急诊科和监护室，由急救车直接拉到导管室，以色列最优的医院D to B时间是31分钟，全国平均时间40分钟，已经不是过去讲的90分钟。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100%使用药物支架。首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安全的接受药物支架，况且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用更高成本的药物支架，实际上我们难以使用药物支架不仅仅是医疗费用问题，还有一个安全隐患。对于一个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并不是一个小血管长病变，用一个裸支架救命就行了。若置入药物支架，他后来发生血栓了，又发生房颤了，又需要用华法林，又需要用抗凝药，哪天又发现甲状腺有什么事情，肺部有肿块，消化道有了问题需要做手术，需要把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停了，把抗凝药停了，出现血栓。一个80岁的老年人服用两种抗凝药，再服用抗血栓药，出血风险显著增加。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导管室常年就不备裸支架，这就不是一个安全的医疗环境，这个导管室和科室都不安全。怎么把握患者的利益，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加强政府法规的监管，不仅是倡导，而是需要具体的检查监督机制；第二个需要学术界一些指南的推荐，如左主干病变置入支架不适宜，搭桥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