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陈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今天的Early启动会上，各位专家都讨论了有关NAVIGATOR研究。NAVIGATOR研究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具备统计学效能、在IGT伴有心血管危险因素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中同时评价新发糖尿病和心血管终点事件的大型临床试验。作为心血管疾病领域的专家，您认为这项研究对未来我国在高血压防治方面有什么样的临床指导意义？
陈纪言教授：Navigator研究是一个里程碑的研究。它观察了IGT人群在合并了高危因素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干预，为2x2的设计。这些病人是在良好的生活方式控制的基础上，观察使用代文、缬沙坦以及唐力对病人预后干预的结果。这是第一个有关IGT病人长期预后干预的研究，我相信对于IGT合并危险因素的病人将来的干预模式是非常有意义的。目前我们还不知道Navigator研究的结果，不过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对我们将来的IGT以及高血压的干预模式将具备重大意义。首先如果Navigator研究取得阳性结果，对于我们如何选择药物进行干预是非常有帮助的；即使是获得一个阴性结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说要是获得一个阴性结果，我们可能会把干预的重点放在像生活方式的改善方面等。所以说，Navigator研究将对我们未来的干预模式起到一个重要的预示意义。
《国际循环》：您刚才提到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和药物方式的干预。 Navigator研究在选择、调查病例的时候，对病人施行了非常严格的生活条件的控制，由此可能会造成一个阴性的研究结果。您是如何看待在此项研究中生活方式干预与药物干预的关系，以及严格的生活方式的控制对Navigator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
陈纪言教授：我想，如何在研究中选择生活干预的模式，很大程度上还有待于结果的公布。不过从以往的一些研究来看，比如说从中国早年进行的一个叫做“大庆”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生活方式的控制是一个有效的控制。而且从大庆研究的延长时间的观察里也可以看到，早年的生活方式的控制，不仅会影响到短期的结果，而且也会影响到病人远期的糖尿病的发病结果。我想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结果。然而，Navigator研究并不是观察生活方式是否有效，而是在观察在这个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药物干预是否有效、是否可更好地获得效果。
《国际循环》：您认为是否容易对病人实施生活方式的干预？在实际过程中是否会有一定的困难？
陈纪言教授：我想这个难度一定会非常大，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常常一个人的习惯是从小孩已经形成的，要想改变习惯常常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医生拿到非常可靠的依据、说明生活方式可以改变糖代谢异常或糖耐量低下病人的预后的话，我们只能是拿出很强的依据，给病人作出很细致的说服工作，病人才有可能会接受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
《国际循环》：有关心脏病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冠心病合并IGT的患者较西方人群更多。而临床上，高血压患者合并IGT却常被忽视，我国IGT的筛查率和诊断率都非常的低，您觉得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纪言教授：造成我国高血压病人IGT的筛查率很低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足够，或者是在专科领域对检查IGT已有了相当的认识，在整个医学界却推广得不够。我们知道，大量的高血压病人是在社区医生的手中，在非心血管专科医生的手中。如果我们没能把新的医学信息及时地传播到整个医学界，相当多的医生还不大了解像navigator这样综合研究的结果的信息、没有及时地对病人进行筛查的话，很可能是导致IGT检出率很低的一个原因。相比于其他危险因素检出率较高而IGT的检出率较低的另一个原因是IGT的检查方式常不包括在许多疾病的常规检查中。比如像高血压，在体检时病人会被检查血压、血脂，但糖代谢低下常需要给病人做糖耐量的检查，这常被医生所忽视，也常常被排除在常规体检检查之外。今后如何近一步提高IGT的检出率，首先要大力进行知识的普及，把这方面的知识作为医生继续再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来推广。只有在更多的医务工作者了解了这方面的重要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提高IGT的检出率。
《国际循环》：中国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在逐年增高，由此带来的医疗费用和社会负担也越来越重。您如何看待今天Early协作组所倡导的对高血压隐匿危险因素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远期经济学效益？
陈纪言教授：我觉得Early工作组所倡导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有着非常重要的远期效益。我们知道心血管疾病一旦到了终末期，病人一旦出现了症状、出现了器官损害，其治疗费用将非常昂贵。以冠心病为例，患者一旦出现了心血管事件，严重的冠心病患者就需要介入治疗、或搭桥手术；或者其他的疾病一旦出现中风，将会给病人带来长期的治疗费用的支出。所有一旦出现了器官损害，治疗费用都非常昂贵。而且不单单是这样，我们知道所有终末期、到了器官损害的治疗，都将不是一个完美的治疗。因此，治疗的重点应当从整个心血管事件链的终末期，前移到心血管事件链的早期。提倡对高血压隐匿因素的早期干预、早期预防，不但对病人能达到器官保护、起到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的作用，而且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把前线前移，把重点放在预防方面，会为将来省下更多的钱。有人曾作出预测：差不多我们把一块钱放在预防，可能会为将来节省一百块的医疗费用的支出。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投资。
《国际循环》：最后想请您谈一谈在高血压的防治过程中，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对改变高血压病程的进展及改善其终点事件的意义。
陈纪言教授：通过流行病学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高血压病人的血压升高会带来不良事件的发生。一些干预的研究已经证实，高血压的控制，会减少病人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包括死亡、心肌梗死、脑中风以及肾功能损害等并发症的出现。高血压治疗的益处，已经被大量的循证医学所证实，而且我们从很多的循证医学的依据可看到：对群体而言，降低血压－即使是几个mmHg，就可能引起整个调查人群死亡率的降低。因此说，对于高血压的治疗，是一个效益非常显著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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