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最近国内外各项指南对心血管危险因素均比较强调，但流行病学调查又发现心血管危险因素以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目前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还不够理想，您对此如何看待？会议中所提到的隐匿危险因素是否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刘力生教授：虽然对“隐匿”这个词存在争议，但我的理解是过去被大家所忽视了的危险因素，它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仅仅是依靠血压来评估一个人的危险，而是依靠总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来评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2005年的指南中已经明确认定了。至于那些危险因素究竟在中国是否受到重视，在医生日常的实践中是否都将其找出来了，就此我们尚未进行调查。所以我想赵冬教授的报告是很好的，因为她是中国自己的材料，反映的是中国的实际，说明高血压患者中实际上有约77%（刘对数字不肯定）的患者为高危或者极高危，真正没有危险因素只占少数，如此看来，日常在治疗高血压患者或者筛查高血压患者时必须要兼顾到其他的危险因素。
《国际循环》：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不断增高，目前有很多大型的临床试验都证实有很多的危险因素，对这些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我们要早期重视，早期重视、早期发现、早期筛查这些危险因素对高血压的防治有何重要意义？
刘力生教授：肯定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我们通过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评估将其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和极高危，是按照其今后十年中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或然率来确定。在评估时是指总的危险因素而不只是单纯血压一种危险因素，必须将其他危险因素考虑在内才比较全面。有指南列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血压同样是略高于140/90 mm Hg的个体，刚刚达到高血压诊断标准，其合并有危险因素与不合并危险因素的预后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国际循环》：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很多高血压患者虽然有IGT但未认识到其危害和重要性，您认为今后我们在高血压防治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可以提高医患双方对这些危险因素的认识？
刘力生教授：首先我们要在指南当中将这个问题考虑进去，如果连指南中都未提及，就让基层医生去关注是很难的。实际上，我们在heart （hot？ 05：30）China这项纳入3万5千多例门诊高血压患者的横断面调查中已经发现，在高血压患者中合并有糖尿病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几（22.~%），合并IGT的患者也占百分之二十几，所以加起来就约为50%，这是若干年前的一个调查报告。虽然那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是overlapping，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但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这也是由于我们过去的体制问题，比如内分泌科管糖尿病，心血管科管高血压，各管各的，缺乏沟通，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能够使来自糖尿病、肾病和高血压科的医生会聚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而且大家会聚起来的目的又是一起往前来寻找共同点，来从最早开始预防，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它打破过去那种分隔的局面，迈出这一步也不是太容易。如果让几个学会自己凑在一起可能也不太容易，因此这个会议的召开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循环》：在2006年欧洲高血压指南推出过程中，已经将隐匿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亚临床靶器官损害的筛查包括在内了，包括ABI和PWV，当其主席来中国时我就问过他，别的国家都没写这个，为什么你们写了呢？他回答说是因为欧洲的临床实践是比较统一的，而且是比较先进的。我想在中国早期筛查这种危险因素可能还需要有中国特色，我发现欧洲的指南只是将IGT放在早期病变的信号里面，并没有将其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那我们在中国的临床实践中应该如何认识IGT的筛查及其对高血压患者的影响？
刘力生教授：我对欧洲指南、美国指南也进行过一些分析，因为每年欧洲指南和美国指南常常都会举行辩论，都认为自己的指南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别的先不说，譬如说什么叫做prehypertension，什么叫做正常高值，我们就此辩论了两年，这个就不提了。我觉得欧洲的确在临床上做的比较好，各个国家差不多都到了那个水平，而且欧洲高血压协会团结了那么多个国家，大家一起做事，据我理解也有一定的分工，虽然我没有直接就此咨询过他们，但在肾病、内分泌、流行病、高血压甚至基础研究方面都可以合作，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区众多，我们完全可以学习他们这个优势，就是充分发挥我们临床医生的积极性。我今天早上已经提过，我们的临床医生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介入到中间型终点或者叫亚临床靶器官损伤的检查和筛查。但因为过去没有组织起来，没有统一起来，往往就是横断面的调查，这个调查做几千例，那个调查做几千例，然后报告就结束了。但这些资料如果能汇集起来或随访下去，我认为就会很有价值，就应该进入到我们的指南中，甚至是在全世界的指南中都有它的地位。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么多的临床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着2亿多的高血压患者，总是会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据我所知，譬如就中间终点而言，孙宁玲教授就进行过这方面的筛查，虽然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我很希望能够借助于类似EARLY这样的项目将我们组织起来，不只是开今天这个会议，还能在会后帮助我们沟通，因为大家平时各自都很忙，可能顾不上这些事情，但这又是很重要的领域。这样来说，我们可以向欧洲学习的恰好是他们临床丰富的经验，比如HBP（home blood pressure）提出来不久，西班牙的中心就能汇集上万个这样的检查结果，这样他们就能从中推导出其正常值应该是多少。我们往往就缺乏这个，于是就跟着他们走。我们应该要绝地逢生，虽然我们国家很大，但过去在科技上总是比较落后，现在应该也已经赶上来了，至少我们应该有这个志气，其实有志者事竟成，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有自信。我很看中这次指南的推出，我认为一定要充分反应中国自己的数据（data），这样别的国家才会重视我们中国的指南，否则我们中国的指南讲了很多，但别人很少引用（cite）这个指南。现在日本有指南，加拿大也有指南，欧洲和美国都有，我们中国的指南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当然在这个之前，也有一些医生说我们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什么叫特色呢？一个是符合中国的国情，譬如我们有的地方比较贫困，那就不能和欧洲攀比，但我们也有的地方什么都可以学，什么都可以做，我甚至想到，譬如那些每年的健康体检就有好几万，或许还不止，我只知道一个cite，就是广州的干部疗养院每年有4万的干部在那里查体，什么指标都有，这些均检查后，不管是否进行干预（intervention），只要进行随访（follow-up），明年再检查后总结一下就很好，这对他们来说也是科研。我想类似的工作国内可能不少。所以中国国情既有很高层次的也有比较贫穷的地方。当然多民族也是我们的特色，譬如今年我们投稿到WCC，他们就很重视这个多民族的问题，就希望中国有海报（poster）或讲者（speaker）。这方面新疆、西藏和西南地区也做了不少工作。我也希望我们今年补充一些内容，一个是急诊高血压，我们过去没有注意，急诊高血压不仅仅是指高血压本身的急诊，而且在一般急诊情况下，因为应激（stress）等患者可能会出现血压升高，对此如何处理。另外还有围手术期高血压和妊娠高血压，这也是我们过去的缺项。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够补充起来，比较完整，能够切实实现转化的过程，是我们提出来的指南不是束之高阁，而是基层医生能够使用，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功。这次会议对我有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张维忠教授的报告，就是现在人家已经不是要将终点（endpoint）一定锁定（locked）在心肌梗死、脑卒中上，中间指标也可以作为终点，这也非常重要，我们要以预防为主，因此终点也应该前移。
《国际循环》：从世界上来看，IGT在高血压指南中处于什么地位，我们现在的指南上能不能规定或者建议有高血压的患者都应该筛查IGT?
刘力生教授：这还取决于经济条件，很多地方连馒头餐都做不了，当然现在我们有几个队列（cohort）是可以做到的，但对一般的基层很难要求他去做IGT的筛查，所以，指南中是否有这个内容只能说是有选择的（optionaly），一种建议，有条件的可以做。
《国际循环》：最近Gile（14：35）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还是强调了他2005年提出的观念，其实高血压是一种综合征，从这个概念的角度来讲，高血压只是一个标记物（marker），至于这个标记物能否反应患者的情况，他说不能反应，因为很多血压不高的人也发生心肌梗死，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可能一辈子未发生心血管事件，所以他认为高血压是一种综合征，从这个角度上，他建议还是要广泛筛查，筛查靶器官疾病结合高血压，认为高血压和高血压病是两个观念，您对此如何看待？
刘力生教授：现在有的人连高血压这个词都否定了，就是血压。因为所谓的高血压的界定是人为的，原本没有什么140/90 mm Hg，现在认为就是140/90 mm Hg也没有足够的证据（evidence），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至于高血压病，原先在中国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叫做高血压病的，这也是老一代的人在杂志上讨论了很久最后觉得这也是一种病。当然那个时候因为血压高的人很多，完全是由于血压高进展至恶性（malignant）的也很多，就是血压高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现在，情况有所发展，那些重度（severe）高血压病例已经很少见，恶性高血压就更少见，高血压~~心力[下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