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您在本次会议上就亚洲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发表了演讲，您能否就此谈谈我国的现状？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您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
武阳丰教授：如果从单病种来说，卒中列国人死因的第一位。在我国每死亡100人中约有15人死于脑卒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一旦发生卒中，患者的死亡率和致残度均很高，因此卒中在中国是威胁健康的第一大敌人。
在我国，高血压在卒中的危险因素中列第一位。我国卒中多发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高血压在我国非常普遍，此外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均非常低。很多人患有高血压，但是真正预防、控制高血压的却很少。我们的调查显示，在我国已经诊断的高血压患者中，有75%的患者是因卒中或冠心病等来医院就诊时才发现患有高血压，什么时候得的根本不知道。造成此种局面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患者本人不重视高血压，另外我们医生也要负很大一部分的责任。如果患者去医院就诊，医生不给或很少给患者测量血压，那么患者就无法知晓自己已经患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可以没有任何症状。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我们解决卒中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很好地发现和控制高血压。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高血压治疗力度要大于西方，尤其是卒中合并高血压的患者。有三分之二的心脑血管疾病与高血压有关。美国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为75%以上，血压达标的患者占30%。而我国的高血压患者血压达标率仅为6%，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血压达标者和不达标者的脑卒中发病率至少相差50%～60%。血压达标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严重高血压患者。日本的经验表明，如果能够使严重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得到控制，那么可以预防70%～80%的卒中，尤其是出血性卒中。
《国际循环》：目前国际上和我国有很多的危险分层工具，如美国的Framingham冠心病风险评估量表、欧洲SCORE评分系统、赵冬教授的危险度预测表以及您主持制定的国人缺血性心血管疾病（ICVD）风险评估量表等，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使用这些评测工具来更好地指导临床诊治？
武阳丰教授：这些量表最主要用于一级预防，采用这些量表可以评价普通人群是否存在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判断其程度是高危、中危还是低危。如果低危提示现在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问题。如果为高危，就要在医生的帮助下找出原因所在，这时候量表能够指导干预，包括改变生活方式（例如锻炼和调整饮食）和服用药物，其目的是降低心血管风险，从而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国际循环》：颈动脉内中膜增厚已经成为心脑血管疾病临床研究重要的替代终点指标，也是高血压靶器官损害的指标之一。在临床中我们发现，颈动脉内中膜增厚及颈动脉斑块形成与冠心病的发生并不完全平行，请您评价一下颈动脉内中膜增厚在预测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价值如何。
武阳丰教授：颈动脉内中膜增厚是一个中间指标，正如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肥胖和吸烟等危险因素与卒中、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之间要经历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首先出现血管壁的损害，造成动脉粥样硬化。此种动脉粥样硬化是全身性的，只是颈动脉比较表浅，易于测量，测量的准确性较好，检查花费相对较低。如果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而未合并脑出血、心脏病等疾病之前成功地检出动脉粥样硬化，就有可能成功地预防疾病的发生，因为应用一些干预手段可以逆转动脉粥样硬化。虽然动脉粥样硬化不能被用来诊断疾病，但是可以提示发生其他疾病的风险增加。
检出动脉粥样硬化的最大价值在于一级预防，但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测定不易普及。相比之下，血压、血脂和体重等更为简便且花费低廉的测定方法更容易实施，在社区中更易推广开来。对于心血管疾病和卒中等疾病来说，从最初患病到出现症状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早期预防非常重要，这也就是这些预测工具最能够发挥价值的地方。但是这些预测工具的普及程度还不够，这方面还需要媒体做大量的工作，进行长期的健康教育才能够让公众接受。
《国际循环》：本次会议上有学者对盐与高血压的世界流行病学概况做了报告，请您谈谈对此的看法，同时介绍您牵头的有关代用盐试验的研究情况。
武阳丰教授：肥胖和摄盐过多是高血压的两大主要危险因素。我国国民摄盐量一直居高不下，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日摄盐量为5g，我国的高血压指南的推荐为6g，但是实际上北京城区居民的日摄盐量为10～15g，农村居民日摄盐量则高达18～20g/d，这是由于国人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造成的。近年来，我国的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发病率有逐渐增高的趋势。因此，应当减少盐的摄入，增加钾摄入，以减少高血压的发生或者达到良好的血压控制。在我们开展的一项大规模、随机、双盲的临床试验中，600例高血压患者食用1年的代用盐，结果显示1年后干预组比对照组的收缩压平均下降5.4 mm Hg，提示代用盐的效果明显。此外，代用盐不会对食物风味造成明显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带给我们很大信心。我们可以从饮食限盐着手，达到控制血压的目的，此种方法特别适合在人群中大规模推广。